编者按

年代到现在,白人女性不仅从未缺席“白人至上主义”运动,还是独立自主的草根运动家;她们激活了全国各地的运动纽带,将运动渗透到基层工作和家庭教育,还善于运用自身的劣势身份来夺取话语权。

美国社会对“白人至上主义”运动中女性的作用知之甚少,主流解释预设白人女性总是被动屈服于男权统治。下文指出这是一种虚假的男权论述,而在男权论述对女性作用的抹除下,白人女性往往出乎意料地改变历史。

男权论述的背后是极端保守主义维护自身有利地位的政治逻辑。首先,保持公众对女性作用的无知能保证女性运动家的性别优势;其次,种族主义社会政策的实际执行方往往是女性,但女性却无法直接影响主流政治,这是将女性歧视与种族歧视相结合;最后,运动中的女性既是推动歧视的中介,又是被男性歧视的对象,需要隐藏这一事实,才能同时利用女性在家庭教育等方面的特殊作用巩固这种权力结构。

当代西方的许多女权主义者实际上正是这样被资本主义社会豢养着。表面上反体制,却无时无刻不在体制中,分享着体制的话语,为体制贡献着虚假的反对声音。要冲破这秩序的牢笼,仍需从更高的政治视野出发思考社会变革的可能性。保马日前推送的关于苏联妇女部的文章阐明的也正是这个道理:妇女权利之获得,归根到底要依赖于社会结构的整体改造。性别也好、身份也罢,如不能召唤出真正的政治和社会革命的伟力,最终难逃被既定秩序收编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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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伦泰、“妇女部”与穆斯林妇女的面纱

本文原载“澎湃思想市场”,感谢其授权保马转载。

在科罗拉多三K党的指示下,柯尼·肯德里克森抱着C4炸药试图谋杀黑人民权运动家,却因擅自更改炸弹安装地点,而意外炸死了自己的丈夫和同伴—当地三K党的两名骨干,自己也面临重刑。斯派克·李电影《黑色党徒》结尾的这一幕,反映了美国社会对白人至上主义运动中女性的认识:她们往往是邪恶又笨拙的家庭主妇,为了一点点物质利益而作茧自缚。而即便这样的偏见,在传媒看来也已经是巨大的进步,毕竟很多人甚至都不知道女性也参与过白人至上主义运动。

《黑色党徒》海报

事实上,早在年代,三K党就吸引了至少万的女性会员,但这并不妨碍人们继续对白人女性持有刻板印象。直到现在,关于各类民权运动的史料中,纯粹的反派都是白人男性。民权运动博物馆中,也鲜少见到白人女性的身影,她们既不是典型的革命者,也不是有头有脸的恶棍。当前媒体对当代极右翼运动的报道,从夏洛特维尔集会到“骄傲男孩”在曼哈顿的街头斗殴,也在不断强化其浓厚的兄弟会色彩。右翼运动仿佛是白人男性暴力荷尔蒙的产物,而白人女性只会为了嘉年华般的妇女大游行走上街头。

年三K党在华盛顿D.C.的游行,图中所见大部分是女性

美国最近几次大选和中期选举中,白人女性对共和党的高度支持,也总被解释为依附于白人男性精英的自然结果。流行的解释认为,白人女性作为优势种族和弱势性别的双重身份,让她们处在永恒的认同焦虑中。这种认同焦虑使得白人女性选择依附于配偶,以支持后者的种族主义主张作为条件,来换取稳定的财富和地位。主流解释框架虽然点出了交互性身份的重要性,却预设了白人女性总是被动屈服于男权统治。

历史学者伊丽莎白·麦克雷(ElizabethMcRae)在著作《大规模抵抗中的母亲》(MothersofMassiveResistance)中挑战了这种主流论述。她通过挖掘年代到70年代未被重视的历史档案,揭露出白人女性在种族隔离和新右翼(NewRight)运动等中的核心地位和独特作用。女性运动家的参与不仅跨越几十年,而且有效激活了美国各地之间的运动纽带。因此,白人女性不再是种族性别阶梯上那层尴尬的夹心,只能被动加入两个对立阵营中的一方,而是独立自主推动种族主义进程的草根运动家。

《大规模抵抗中的母亲》书封

大规模抵抗中的女性运动家

大规模抵抗(MassiveResistance)一词由前弗吉尼亚州参议员哈里·博德在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局案后提出,原指一系列阻止废除种族隔离的法律。在本书中,也泛指任何支持白人至上和种族隔离的草根运动。

麦克雷在书中重点刻画了四位白人女性运动家:密西西比的弗罗伦斯·欧格登(FlorenceSillersOgden)和玛丽·凯恩(MaryDawsonCain)、北卡的内尔·刘易斯(NellBattleLewis)和南卡的科妮莉亚·塔克(CorneliaDabneyTucker)进行大规模抵抗的经历。她们从不同方面—福利政策、公共教育、选举政治和流行文化层面---推动和维护着白人至上的议程。相对最知名的欧格登是多个非营利组织的核心成员,60年代全国性组织“妇女为立宪政府”的发起人,她同时在地方报纸负责一个如何保卫白人至上的专栏,坚持了四十多年;凯恩直到80年代去世都是密西西比派克县主要报纸的拥有者、出版人和专栏作家,对自由之夏等民权运动进行了百般污名;刘易斯从年代一直到50年代去世一直是北卡首府罗利市报纸的专栏作家,她的白人至上论中夹杂着当时极其进步的女权主义立场,让人更难分辨出她论述的欺骗性;塔克自年代起就多次组织全国性的运动维护南方的州权,她积攒的人脉使其得以进行跨州的联动。讽刺的是,尽管这些白人女性运动家们在社区层面持之以恒地做着动员和宣传工作,她们破坏力巨大的草根行动,却被全国性政策和男性政客的言论所掩盖。

为了回应既有研究的精英主义视角,麦克雷的观察始终是自下而上的,着重刻画女性运动家面对不同社区、不同政治机遇的组织策略,因而也得以揭示白人至上主义在不同情境下看似迥异、实则一致的面孔。比如年代,大部分运动家都对新政干涉州权感到深恶痛绝。在罗斯福试图在最高法推行“司法改组”后,塔克独立发起了全国范围的抵制,收集到几十万的签名,动员大众向国会寄送了15万份抵制电报。整个过程绝大部分参与者都是白人女性。同一时期,欧格登却是罗斯福的坚定支持者。作为种植园主的后代,新政的农业补贴给她带来了20多万美元的收益。她游说公共事业振兴署(WPA)等部门对地方公共事业进行大力支持,医院和图书馆都只向白人开放。欧格登还成功用联邦政府的资金为家乡兴建了面向白人的乡村俱乐部。因此,是否支持一个政党和政客并不是评判运动家政治意识形态的标准。事实上,麦克雷描写的这四位运动家,都在不同时期支持过民主党、共和党和更激进的州权民主党,政党只是她们实现白人至上蓝图的策略性工具。

让白人女性史无前例地团结起来的,不是某个特定的党派,而是几十年间进步主义和国际主义思潮的发展。比如针对埃莉诺·罗斯福的反隔离立场,女性运动家将其描绘成一个不合格的白人女性,民主党的叛徒。通过将埃莉诺定义成唯一的敌人,普通黑人的诉求和运动家的努力被忽略,种族隔离议题被简化成白人内部的争议。战后联合国的建立,人权宣言的通过,也成为白人女性运动家攻击的靶子,联合的契机。通过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描述成干涉美国基础教育、挑拨种族关系的境外势力,运动家们将白人至上、州权、反国际主义和反共产主义联系在一起,吸引了各路极端右翼,包括新纳粹势力的支持。白人女性的动员也加速和巩固了南方的政党重组。年,59%的南方白人女性投票给共和党,比同期的南方白人男性高了18%。

女性运动家们的努力当然不都是成功的。由于歧视,她们无一人成功当选议员或州长。但竞选过程本身,进一步巩固了她们在当地社区甚至全国范围的声望。比如玛丽·凯恩通过竞选密西西比州长,积攒了足够的人脉,从而使她得以进行更为大胆的行动。年,因为参与抗议联邦社会保险税,拒缴税款,联邦政府派两位专员把凯恩报社办公室的门上了锁。见此情形,凯恩拿着一把锯子冲进报社,硬是把锁锯断。她捍卫新闻自由的英勇举动获得了全国媒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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